整  合

第一步往往最难，但李成砚似乎只是几个简洁的奇智奇效，对一些竞争方式进行适于自己的整合运用，就在半年内站住了脚跟。首先是品牌宣传，利用成本最低的办法：刷墙体广告，让《农业科技报》的广告在各主干道两旁高频度出现。同时，配以送科技下乡活动，请来农科专家，请来演艺人员，搭起科技宣传的舞台，献上农业科技大餐。每到一地，都备受欢迎，数万人喜赶科技大集，可谓人山人海。岁末，《农业科技报》策划并主办了杨凌首届春节联欢晚会。那段时间，杨凌的市面街道，临近县区村镇，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农业科技报》旋风，人们开始认识报社这位年轻的当家人的魄力和手段。

发行数字开始节节攀升，局面初步打开。紧接着，在“中国杨凌·农高会”隆重召开之际，出特刊、编专辑、开通“农业科技报”号铁路专列，真正实现品牌传播。

但这些似乎还不能表现李成砚的思维特点。他认为，作为领导者，就是要不断地为从事的事业创新发展思路、谋划未来。办报环境在不断变化，需要及时分析，不断调整思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初步成功后的李成砚，要在更高的层面上整合更大的资源，谋求新的发展方式。

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举措，创办《杨凌时讯》，承担机关报的职责，以使《农业科技报》能更加放开手脚，在市场中拼搏，通过增量盘活存量。而要面向市场，面向与农业相关的最广大的受众，新的《农业科技报》还需要从内容、报道方式等方面予以改变。

真的是浴火重生！

李成砚以严格的类似工业化标准的方式，设定一些基本规则。比如，农民熟悉的计量方式是斤两，而不是多少升、多少毫升；比如记者去采访，必须提前十分钟到场，不能接受迎送；比如如何与以农民居多的受众在版面上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如何能最快地为农民解忧等等。目标清晰了，办法的选择也就好进行了。李成砚说，就是要做得更纯粹，更实心实意地为读者着想。

发行是涉农报纸的共同难题，广阔天地，难于作为。依托杨凌周围密集的关中村落，以前的办法可以收到一些效果，但《农业科技报》要走向更大的市场，发行手段还要创新，要想办法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整合进来。他们以各种方式同邮政部门合作，同农村信用社、商店、农资经销商合作，尽可能地利用农村的各种网络。李成砚强调，农村发行就是要更扎实，更灵活，更方便农民订阅，各种现代的或传统的办法都用上，十八般武艺尽显其能。

几年间，《农业科技报》的发行量呈现出倍数式增长。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计划发行、控量发行，从提高发行数量转到提高发行质量。

中央将“三农”问题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这使李成砚备受鼓舞。他认为，一份农业类的报纸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在发展“三农”的大背景下，依托报纸的平台，可以更全面地融入到这场农村社会的变革中去。通过逐步试行，李成砚最后确立了一条独特的“媒体推广模式”。

首先是报社通过当地政府和协会，将一批瓜田果园确定为“科技示范推广基地”。报社请专家作为技术指导，农资商通过报纸推广品牌，并将产品服务提供到田间地头，报社通过报纸为农产品提供销售信息。几年间，已在杨凌周边及其他省建立基地19个，占地4.5万多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光为农民增收即达6000多万元。

这样，报社以积极的方式介入生产销售流程，拓展产业链，形成多方共赢的合作模式，李成砚将其总结为“媒体搭台、专家指导、协会组织、企业参与、政府推动、农民增收”。

将各个利益相关方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以信息和品牌为核心的全新模式的产业链条，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也为我国涉农媒体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了新路。

2006年8月，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抄送件第403期刊登文章《陕西探索媒体主导农技推广新模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对此专门做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媒体推广模式”。新华社《内参选编》2007年第2期刊发文章，报道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