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村旅居苏格兰。王韬离开伦敦后，在苏格兰 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居住。假日理雅各和他的三女玛丽常陪同王韬游览邻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里扣特里镇、阿罗威、斯德零故宫。也游览了爱丁堡，参观爱丁堡大学，游览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一如往日，王韬每游一地都写下纪录，后来在上海编入《漫游随录图记》。1870年春理雅各和王韬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王韬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纪录，著有《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

办报生涯

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弢园文录外编》：是我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作者王韬。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他的部分政论文章被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1872年东华医院在香港创立，王韬被选入东华医院第一届董事会。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受王韬影响是极可能的事。王韬无疑是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王韬是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的政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梧桐时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陈规。他的政论对报章问题和政论文风的改观和发展影响很大。[next]

旅日考察

王韬的《普法战纪》一书和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变法维新政论，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在此期间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在东京谒见清廷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

终老上海

王韬在英国、日本的名望和他的变法维新政论，使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希望召罗为用。
光绪八年（1882年）王韬曾回上海探路，瞩香港洪茂才校对《弢园文录外编》，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
光绪十年（1884年）王韬终于回到他阔别二十二年的上海，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此时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韬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推行西式教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著《淞滨琐话》。
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游随录图记》，入秋，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拜见王韬，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韬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代表论著

变法
（中） 王韬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

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next]
1874年《循环日报》

政治、经济、军事思想

变法自强

王韬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他写道“中国何尝不变”。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23]。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具体办法有四：
1、改革科举取士法
2、改革练兵法
3、改革教育
4、废除繁文

君民共主论

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
1、君主之国，如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国家元首为帝。王韬认为，君为主，必须有尧、舜帝在上，才能长治久安。
2、民主之国，如法国、瑞士、美国，国家元首为“统领”。王韬认为民主之国，“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
3、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此君民共主也。”“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递……如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

主张进行军事改革

王韬主张革新兵器，废除弓箭、大刀、长矛，换成新式火器；将帆船换为轮船，“师其所能，夺其所持。”王韬认为单按西法制造枪炮、轮船、建筑铁路，只不过是抄袭皮毛，更重要的是要变革军队的制度和训练方法。

实业强国

王韬认为富强为强国之本，必须大力兴利：
1、开发铁矿、煤矿、金矿、银矿、铜矿、水银矿等；
2、开发羊毛、棉布、丝绸纺织业；
3、发展海陆交通，造轮船、建筑铁路。
王韬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赋税观

王韬曾游历英、法、俄等国，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主张减轻商税征收“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劝其业，争出吾市，则下益上富”。他认为厘金税加重商人负担，阻碍商品流通，应予裁撤。王韬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发展新式工矿业，认为它可以“兴大利”。他指出“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主张通过发展工矿业来增加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