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闭着眼睛质问作家‘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这种教条主义的戒律，迫使作家不去忠实于生活的真实，而去忠实于要求生活和要求人物的概念；迫使作家忘却艺术的特性，而去完成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的教育任务。”

　　刘绍棠的艺术见解，对当时的情形，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批评。几十年后返回头看，这些见解仍可发人深省。

　　不仅中国，刘绍棠还结合当时文学上最推崇的苏联作品来谈，认为它们“后来，当只许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饰太平了，无冲突论风行了，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了”。

　　对于这样的话，周扬的反应可想而知。前段时间出版的《王蒙自传》里，记述有一段他与周扬的谈话，其中就牵涉到刘绍棠的这些观点。当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可是1957年2月，李希凡突然在《文汇报》发表长文，批判这篇作品。王蒙当时年轻，也气盛。他便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周扬在接见王蒙时，曾皱着眉头对王蒙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的，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王蒙在文章里说：“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这样的态度，周扬不仅仅在与人谈话中表露，后来在文章里，更给了刘绍棠猛烈地回击。

　　刘绍棠的言论，在之后“反右”的大背景下，成了人们集中批判、指斥的靶心。除去郭沫若、茅盾、周立波、康濯等著名人物各写专文对刘绍棠予以批判外，周扬在1957年9月16日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会议上的讲话，即在文坛有重磅炸弹一般影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针对刘绍棠的以上言论，给予了严厉地驳斥：

　　“刘绍棠也鹦鹉学舌地说苏联文学在近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说我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十五年来也退化了。”

　　“我国的文学，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做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把苏联的作品当做自己的榜样。我们学习苏联的经验，当然不应教条式地、机械地照搬，而应按照本国的具体实际，独立地有分析地加以吸取。由于我们的文学是和最先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它在短短的期间就有了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发展。右派分子说现在作品少了，戏也少了，一切今不如昔……至于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文艺，却不是少了，而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这是除了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右派分子，谁都看得见的事实。”

　　周扬的这枚重磅炸弹投下之后，文艺界反响极为强烈，除去一些名家发表读后评论，作家协会还组织有郑振铎、臧克家、陈荒煤、袁水拍、郭小川、林默涵等人参加的，讨论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的座谈会。由此波及，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周扬文章进行应和；对周扬文中点名的丁玲、冯雪峰、刘绍棠等人，集中火力轮番轰炸……这场“反右”斗争，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丁玲、冯雪峰等人外，年仅21岁的刘绍棠，成了全国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

　　之后，刘绍棠自然跌入人生低谷：党籍被开除，右派分子定为三类。戴着沉重帽子过了二十多年。但所幸有乡亲护佑，没有受到多少肉体的磨折。而周扬，在“文革”中，却受到前所未有地冲击。他不仅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今天人听起来可怕的大帽子，肉体上还遭到很大的摧残。

解怨李卓吾

　　也许正由于此，周扬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精神上与他先前批判过的许多人接近了，作为文艺家的情感方面也得到极大释放。“文革”一结束，周扬便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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