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文军

走进报社，担任驻站记者和要闻版编辑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却时常想起当年在乡村当业余通讯员时，陪同中央媒体三位记者在基层采访的事儿。特别是今年初新闻系统开展“三项教育”和“三贴近”活动以来，当年陪同三位中央媒体记者采访的情形更加清晰，久久难以抹去。

　　我陪同采访的第一位中央媒体记者，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王艾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岐山县蔡家坡公社岐星大队（即现在的岐星村）当业余通讯员。那时候，岐星大队是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团员青年以培育优良品种、间作套种、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为重点的科研活动，在党团组织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出了很多成果，引起了省市团委和团中央的重视。经过调查研究，团中央决定在岐山县召开“全国农村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现场会”，推广岐星经验。就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1980年3月初，年近五旬的《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王艾生，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只身来到岐星村采访。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身穿褪色的中山装，脚蹬一双塑料底黑布鞋，满口山西话，朴实得像个老农民。他中午刚到村上，便同村上党总支、团总支书记等主要干部进行了座谈。整整一个下午，我和团总支书记王德堂陪着他，采访了大队科研室和实验农场。他认真地翻阅每一份资料，现场观察各种试验田，不时提出问题，认真听取回答。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活页笔记本，用半截中华铅笔做记录。晚上，他就住在大队部单身宿舍。晚饭后，我为他打来热水，请他早点儿休息。他说不急不急，同我先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便坐在桌前埋头整理起采访笔记来。第二天和第三天，他先后参加了三个座谈会，采访了十多个团员青年，走访了六个生产队和许多社员。每天晚上，他都要认真整理采访笔记。他走时，光采访笔记就记了五六十张。大约一周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艾生采写的岐星大队团员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的两篇稿件，一篇700多字的消息，一篇2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王艾生扎实认真的采访作风，对我感触很大。据了解，王艾生1950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任记者。因为敢讲真话，曾被打成“右派”坐牢数年，“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平反后，他依然痴心不改，又回到他所热爱的新闻战线。后来，我读到了王艾生《通讯特写集》里写的一段话：“记者是时代的眼睛。记者每天采访的大量新闻,通过媒体向社会大众传达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传达着急速变化的时代风貌，传达着人民大众为创造美好生活为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传达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的希望、要求，传达他们的快乐和不幸。记者采写的新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段话，就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神圣职业的理解和诠释。

　　1982年4月中旬，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肖德木前来岐星大队采访，这是我陪同的第二位中央媒体记者。肖德木是个瘦高个儿，穿一身褪了颜色的蓝制服，脚蹬一双黄胶鞋，面目很和善，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样子。进了村子不介绍的话，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大记者。肖德木这次下来，原来打算采访岐星大队团员青年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事迹。可是在座谈会上，团总支书记王德堂汇报的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团员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引起了肖德木的很大兴趣，他要求我们多讲一些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参加座谈会的十多个团干部挨着发言，讲了好多事情，他时而做着笔记，时而提出问题，非常认真，非常耐心。当时，我汇报了自己掌握的一个事例：第七生产队团员王俊昌的未婚妻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年初，未婚妻要求他也参加天主教，不然的话，就不和他结婚。26岁的王俊昌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宁可退掉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