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绝不入教。听到这个线索，肖德木当时高兴得连声说好，当即决定采访这件事。上午开的座谈会，下午我就陪他开始了采访活动。晚上，肖德木认真给我分析讲解这条新闻线索的价值。他说，由于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某些错误思潮的影响，目前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共产主义渺茫论”之风。共青团员王俊昌宁愿退掉婚约，也要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尚品质，有很强的指导性，新闻价值比较高。那几天下着大雨，道路很泥泞。我们两人打着雨伞，穿着高腰雨鞋，抓紧时间连续作战，先后采访了十几个当事人和知情人，这里面包括王俊昌和他的父母亲以及邻村的女方一家。写稿之前，肖德木还找来一本宗教政策方面的书籍，我们一起进行了认真学习。拟定提纲后，我们先写了3000多字一个初稿，肖德木改后让我抄了一份。接着，他又改了一遍，约2000字左右。这篇通讯的标题是《宁可婚事告吹，也不改变信仰——共青团员王俊昌拒绝入教的故事》，刊登在1982年的第13期《半月谈》杂志上，并加了编者按。随即，这篇稿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等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稿件当年被新华社评为优秀稿件，受到表彰。

　　贺俊文是我陪同采访的第三位中央媒体记者，他当时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记者站站长。贺俊文是在看到《半月谈》杂志上刊登的那篇《宁可婚事告吹，也不改变信仰》的稿件后，于1982年7月下旬到岐星大队来采访的。贺俊文也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当时大约有40岁左右。他对我说，《半月谈》杂志上刊登的那篇稿件很好，适合报刊读者阅读。他打算根据广播的语言特点，搞一篇带声响的录音通讯。我问他，是不是需要重新采访？他点点头说，咱们这次还得费些事，去找几个当事人和干部群众座谈，搞些现场录音。按照他的要求，在两天时间内，我领着他采访了王俊昌一家人，又召开了两个小型座谈会。采访中，贺俊文一边录音，一边提问，一边认真做记录。第三天，当贺俊文提出要采访女方及家属时，我感到有些为难。我对他实话实说，因为上一次陪同新华社记者肖德木采访时，人家就不高兴，这次可能会碰钉子。加上我是本地人，不好再出面。贺俊文表示理解，他说这次你就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我给她说了女方家的住址和路线，他骑上我的自行车就出发了。下午回来后，贺俊文告诉我虽然没有找到女方，但是同她的父母谈了话，听人家讲了女儿为啥要退婚的理由，这样写起稿件来，新闻要素就齐全了，就更有说服力了。两天后，我们写好了一篇4000多字的录音通讯。当年8月下旬，这篇稿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专题节目中播出，事先还在《中国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预报消息。另外，那次陪同贺俊文采访中，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至今难忘。岐山是三国时的古战场，有很多遗址。蔡家坡三刀岭村的塬顶上有一个很高的大土台子，与蜀国丞相诸葛亮当年驻兵的五丈原隔河相望，相传是魏国大都督司马懿的点将台，当地人叫做司马台。这个司马台虽然距离我们村子不到十里远，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上去过。采访空隙中，贺俊文问起我司马台的情况，我当然说不出个名堂来。他要我陪他去一趟，我愉快地答应了。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三刀岭塬顶，他顾不得休息，又兴致勃勃地登上20多米高的司马台。站在司马台上举目远望，渭河川道和河对面的五丈原尽收眼底。贺俊文感慨地说：“这里地势险要，有利于观察敌人阵地变化，司马懿可真会选地方呀！”。后来，我读到他写的《三国古战场》的通讯，里边就有一大段文字是写司马台的。当时我就自责，比起人家记者来，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吃苦精神咋就这么差？

　　这三位中央媒体记者的采访作风有三点值得我永远学习：一是深入实际、吃苦耐劳、认真扎实的采访作风；二是不摆记者架子，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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