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杨两人，你扶着我，我搀着你，颇有几分悲壮。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挎包，包里装着几年来发表的作品和一本厚厚的字典，兜里揣着150元钱，告别了同事，告别了亲朋好友，登上了前往省城的夜班卧铺车。

　　那时的私营经济已开始活跃，车里大多是前往省城进货的生意人，一路上都十分阔绰地谈论自己的发财之道。我不经意地摸了摸自己羞涩的腰包，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闯出一番天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进入《华商报》社会新闻部，我像广阔海洋里一条找到自己梦想的鱼，不停地畅游，不知疲倦，激情燃烧。当时，《华商报》正在从商业报向都市报转变，作为首批创始人之一，我与昔日的老师一起并肩战斗，全力以赴投入到报纸的改版之中。

　　根据当时的报业环境，我提出以社会新闻为突破口，办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报纸，从一条街、一座民房来捕捉新闻。这一思路得到了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很快付诸实施。《派出所抓赌罚款不开收据》、《东大街保安打人》、《神医胡万林》、《东方魔针骗局》、《韩国商人侮辱门迎小姐》等一系列舆论监督稿件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华商报》迅速在当地形成了影响。

　　同时，我主张以选题策划为主攻。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华商报》及时联系民政局推出抗洪救灾系列策划，在新闻报道的宣传引导下，全省人民积极响应，活动共募集救灾资金100多万元，救灾物资整整十大卡车，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省民政厅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1998年，《华商报》独家策划“西部记者东部行”，组织了10余人的采访团前往东部地区学习交流，把先进的发展思路、经营理念等带回西部，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1999年4月的一天，当记者们都像往常一样上班时，办公室的隔挡、桌椅突然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地震了！当我通知大家紧急疏散后，宽敞的4楼顿时空旷了，只有3部热线电话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急促的铃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办公大楼里，像强力胶一样将我定住：万分恐慌的读者需要报社的帮助！来不及多想，我抽身跑回办公室，将3部电话搁到一张办公桌下，又将另一张桌子倒摞在桌上，然后钻进桌子底下接起了新闻热线。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接了多少个电话，只知道自己一直趴在地上不停地向打来热点的读者喊：“地震了，请赶快转移到宽敞的安全地带！”

　　晃动停止了，大楼里，重新响起了一阵阵脚步声、说话声。当第一个推开办公室大门的总编辑张富汉将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我从桌子底下拎起来的时候，他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为了新闻，你连命都不要了！”

　　在一群将新闻看得比命都重要的新闻人的努力下，2000年，《华商报》突破了20万份的发行量，成为陕西都市类报纸的龙头老大。

　　在《华商报》的3年多时间里，我从普通的记者到部门主任，从采编中心主任到总编辑助理，从员工成长为5名高管之一，从县里走出的半专业记者踏上专业新闻人之路，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是用心和苦历练的结果；更得益于我的两位导师——张富汉和刘东明，他们几乎是手把手的教我走好每一步；得益于我的同事们对我的认可和支持，令我欣慰的是我昔日的好几位部下现在都成为目前华商的高管或部门主任。没有这么一支优秀的团队和这块平台，我的“圆梦”计划可能会更漫长。也就是在华商，我找到了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我们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和我一样胸怀理想和志向的她，在那以后的日子里陪同我共度坎坷，分享乐与痛。　　

　　

“叛逃者”：“ 和家军”出征

　　应该说，无论从工作环境，还是个人收获来讲，我都似乎应该满足了。然而，通过与许多同行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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