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无止境。我开始渴望走出这样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找一个新的哪怕是有挑战的平台，再次历练自己，也希望可以重新挖掘自己的潜力。这时，陕西未来出版社向我投来了橄榄枝，邀我加盟打造一张新报，也就是后来的《百姓生活报》。一边是怀着对《华商报》的感恩之情，一边是割舍不掉的奋斗之心。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放弃现有的一切优厚条件再拼一次。2000年10月，我离开奋战了近1000个日日夜夜的《华商报》，出任《百姓生活报》总编辑。

　　我离开华商的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在西安新闻圈内传播，有的人认为我舍弃了一年30万的收入去拿15万的年薪是“脑瓜进水”，也有人说我不善于进入“圈子”而被“清理出局”……许多同事得知后纷纷加入我这支所谓的“和家军”。令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支60多人的追随队伍里，不仅包括从记者到编辑各个流程的采编人员，甚至包括伙夫和司机。为此，我主动找昔日的老总沟通，说明情况，并婉言谢绝了一部分追随者。
　　当这支浩浩荡荡的“和家军”从一张成熟上升的报纸奔向另一张新生力弱的新媒体时，各种版本的消息在西安传媒圈炸开了锅，一时间，我这个《华商报》的“叛逃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人物。

　　由于精心的筹备以及来自全省10多家媒体精英齐心协力，2000年10月1日，亮相后的《百姓生活报》以其朝气和灵性让读者耳目一新，从版面设计到栏目的细化，贴近民生的内容实用可度，深受读者好评，被誉为“小华商”，“百姓生活报——老百姓自己的报”至今广为流传。

　　2000年12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到澳门濠江中学视察，给学生们出了一道数学题：“假设：任意一个星形，五个三角形，外接圆交于五点。求证：这五点共圆。”之前有一次到广东视察工作时，他也曾把这道题出给在场的地方领导。《百姓生活报》抓住“五点共圆”这一新闻点，号召陕西中学生都来做这道几何题。活动得到了教育部、省教委的大力支持，加印的三万份报纸被一抢而空，大大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

　　《百姓生活报》以关注民生为宗旨，短期内该报成为当地报业市场第二阵营的领头羊，被业内人士普遍看成是陕西“最具成长力的新兴媒体”。

　　　　

寻梦之旅中，

我狠狠地摔了一跤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当我沉浸在对成功的无限憧憬之中，一场突然其来的变故给了我和我的团队当头一棒。

　　2001年，以发行图书为主的未来出版社在这时调整了领导班子，新任领导决定调整产业布局，对报纸规模进行压缩。4月18日，出版社突然派来一个工作组，宣读了一项决定：除了保留总编辑之外，打乱现有班子和结构，全员重新竞聘上岗。

　　顷刻间，整个构架乱套了。当日傍晚，震惊整个西安新闻界的新闻终于发生了。报社的绝大部分中层提出集体辞职——这就是网上一度炒作的所谓 “4.18事变”。这天，出版社来的新任领导和“钦差大臣”们组织的“高层会议”从早上9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当天下午截稿时，部主任没了，稿件没了。眼看着第二天的报纸出不来了，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我跑遍了所有部主任们可能去的地方，一个个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将他们找回来，好不容易将稿子凑齐并分配到位。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毫无思想准备的我猝不及防，事情一处理完，心力交瘁的我再也支撑不住，“噗通”一下昏倒在地。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小时后才苏醒了过来，望着天花板，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怎么也想不通，一张发展劲头强劲的报纸为何会突然出现“休克”的局面。在家休养了两天，还没康复的我来到报社，此时发现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西安传媒界，有人痛心，有人欢笑，有人幸灾乐祸地在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