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市场认可了我的观点，让我们的奋斗得到实际的回报，发行量节节攀升。到2002年3月（3个月之内），在市内一些主要摊点，已经做到零售第二乃至于逼近第一的位置，整个报社是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这个时候，意外不期而至。首先是限制发行。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正在稳步发展的报社，为什么会限制发行量呢？还没有上涨到一个基本的规模。我心里很着急，大致估摸是资金的问题，找老宋交流过几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即使要压缩发行，也要到发行6万份以后。但是不得要领。

　　郁闷的3月过去之后，报社又决定，把采编系统的经济部门全部划给广告部管理，直接经营服务。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资金不够，需要及时创收。

　　我不接受这样的决定，这使采编系统失去了一个引擎。我一向引以为豪的是报社有强大的民生新闻和经济新闻。而正因为如此，才能够迅速得到读者的认可。把整个经济部门搞去创收，会严重影响报社的公信力，无异于自杀。

　　交流，沟通，坚定不移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不厌其烦地找每个领导诉说。报社目前只差一口气就成功了，目前正处于瓶颈期，只要越过这个坎，就具备造血能力，不需要再投入了。如果确实有资金困难，咬牙坚持一下，采取多种方式融资，希望就在前面。

　　可这份事业毕竟是别人的，我的想法只是一个参考。当看到心血即将付诸东流，我甚至以辞职相威胁。

　　当时的心情，当时的痛苦，当时的悲凉，就像发生在昨天。那份报纸不止是我的梦想，还是许多为之奋斗着的兄弟们的梦想。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向上飞，耳边传来的声音似乎非常美，可是转瞬间就开始向下坠。

　　失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于是我决定离开。

　　在分手的筵席上，宋宇舸对我说：明年你回来喝我们的成功酒。我如同一个倔强的孩子：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成功。当时大家都笑了，而我的心却哭了。

　　离开《当代商报》之后，我仍希望他们能改变最初的想法，让报社走上符合新闻规律的道路。虽然已经与我无关，但曾经的兄弟们还需要一个光明的未来。

　　应该说，我一直与《当代商报》的同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即使是我在同城劲敌《潇湘晨报》工作以后，也经常与他们聚会。投资者宋宇舸是一个有着良好口碑的汉子，重友谊，讲感情。后来不管资金多么困难，他都按时给员工发出工资，并支撑着报社。这个尤其为我所敬重，希望他与《当代商报》一切都好。

《长江商报》：

资本把我打败了

    与毛主席当年的路线一样，我也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同样激情万丈地来到湖北，却未能横渡过万里长江，就急流勇退了。

　　选择《长江商报》，源于一份自信。如若没有勇气，我想很少有人会放弃安逸的生活，去一个新的城市从零开始打拼。

　　长期的职业积累，观察与思考，使我觉得自己，具备了带领一个新报纸走向成功的操作能力与理论功底。只要资本给与我足够的信任，我就能创造一个辉煌的战绩。

　　放弃了《潇湘晨报》执行总编辑的岗位，接受湖北出版集团的邀请，2006年6月到新创办的《长江商报》任执行总编辑。这个抉择是必然的，如果不是《长江商报》，也会是其他某个准备创刊的报纸，因为我需要自己创造的成功。

　　当然，这两个媒体给我带来的经济收入是一样的。相比之下，长沙有我五年生活的影子。有橘子洲头、有岳麓书院、有殷勤挽留我的晨报同仁。就连晨报这个老东家犒劳我的百万豪宅，我也一并留下了。我仅仅需要带走的是我的梦想。

　　朋友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