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郭老板迫不及待找我的背景是《华商报》投资的《重庆时报》将在年底推出，他们来势汹汹，重金投入，且请来职业报人柳祖源操盘。《华商报》在东北有成功的扩张经验，此举势在必得。当时，郭老板的队伍，广告特别强，发行次之，采编最弱。《重庆商报》产品基础薄弱，靠广告拉动发展的模式是本末倒置的不正常发展模式。由此造成广告版值低，卖不上价，广告任意侵占报纸黄金版面，破坏报纸品相，形成恶性循环。郭急于引进一批人才弥补其短板，以便与对手抗衡。

        当时的《京华时报》由于发展太快，成功病开始显现。如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等等，整个团队氛围并不好。我不是善于斗争的人，也不是忍气吞声的人。我感到当时的新任领导对我并没有足够的信任，虽然他是个好人（辞职后的补偿到位，从不为难我们，真正感受到人走茶不凉），但周围小人太多，影响其判断。我是不愿意在缺乏信任的环境里苟且生存的。自然，开始萌生退意。当时，有几家报社找上门。如秦朔请我去《第一财经日报》，我到上海甚至谈好了价码。又如北京筹备创刊的《竞报》也找我，等等。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重庆，因为郭老板太有诚意了。

        得知我欲去《重庆商报》，柳祖源拉我与《华商报》掌门人见面，希望我去他们那里。我说，既然已经先答应了郭老板，不宜再变，否则在江湖上就没法混了。

        郭老板与我以前接触的领导不同，他是做企业出身，非常重视制度建设，非常强调靠数据说话。特别是他倡导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家庭，我很欣赏。

        郭老板自己很低调，但他希望自己的副手高调，多宣传，多炒做，多出名。这与许多“一哥”不同。
        在重庆，我无亲无故，但团队氛围好，重庆人很好打交道，从不觉得孤独。同时老板给予我足够的信任，几乎每求必应。这是一个不错的平台，使我远离北京的复杂，心情格外放松。在这里，我心无旁骛甩开膀子鼓足干劲大干快上；在这里，我尝试对旧队伍的改造；在这里，我们试验一个个创新举措，如模特卖报等等；在这里，我摸索对专刊的定位与管理；在这里，我探讨采编考评体系的建立与操作。总之，《重庆商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让我发挥，我试验了很多东西，也学到了很多。

        我的离开也属正常。《重庆商报》与拥有《重庆晨报》《重庆晚报》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合并。昔日的对手变成了“兄弟伙”。失去了竞争的市场对于我们这些职业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养老，我何必跑到山城来？加上此时碰上《上海证券报》的呼唤，我正好向郭老板请辞。

        有趣的是与我一起离开的还有总经理助理郭登礼，他原来是《华西都市报》负责汽车广告的，几乎和我同时被挖到重庆，现在又不约而同离开。

        对于郭老板和商报团队我感到愧疚。他们待我太好了，我其实在山城很充实。我很喜欢重庆人，喜欢重庆的码头文化。在这里，我也结识了许多朋友。

 

上海：《上海证券报》

        上海之行是场误会。我以为《上海证券报》可以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可以向《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看齐。我错了，《上海证券报》实际上是证监会的机关报，内容上的变革有局限。它也没有改革的动力，靠上市公司的有偿信息披露，每年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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