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重庆、香港的著名漫画家沈同衡先生，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在美术界销声匿迹，再也看不到他的漫画，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记得漫画家方成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回忆沈同衡说：“解放后，他调来《人民日报》，我们同在美术组。”又说，“几次政治运动，他都不幸遭灾。”
   
　　其实，沈同衡的“遭灾”，远非仅从1957年始。建国伊始，沈同衡在上海时，就被卷进1951年发动的那场“三反”运动中了。
   
　　当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文联，虽然是清水衙门，但仍不能例外，很快就由上级部署，成立了“三反”工作组。由萧岱、刘北汜任组长，组员有孙肇基（文联办公室）、董源（音协）、张伐（影协）和我（文协），共六人。
   
　　根据上级指示，首先应由单位领导带头作自我检查，然后逐步深入。上海市文联首届党组书记和主席都由夏衍兼任。而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白尘和副秘书长刘北汜、张白山。当“三反”运动展开后，就有人提出，文联工作整天忙于红白喜事、送往迎来和观摩演出，不干正经事，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针对这种工作状态，在文联有人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在私下流传：文联的工作是“不三（张白山）不四（刘北汜）不成（陈白尘）”。“三反”运动开始时，陈白尘同志已奉命上调北京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所以马上把陈白尘从北京召回上海，在大会上向文联干部群众作检查。
   
　　我还清楚地记得，陈白尘当年身穿一件灰色长衫，表情严肃。在文联（巨鹿路675号）大厅诚恳地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所经历的苦难。他回忆抗战胜利时身在重庆，急于想回上海，但是苦于没有钱买飞机票，不能成行，只能改乘轮船，可是当时穷困到只够买到武汉的船票钱，到了武汉只好暂时住在朋友家伺机行事。幸好这时上海正在演出他的话剧《升官图》，他才写信到上海要求剧团把《升官图》的演出费寄到武汉，这才得以回来。他联系解放后自己在主持文联工作时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情况，深感自己忘了本。
   
　　上海市文联的“三反”运动打响后，在文联各部门和所属各协会很快就“打”出不少“老虎”来。当时把贪污分子称为“老虎”；并以贪污金额大小而有大小“老虎”之称。“三反”工作组则被称之为“打虎队”，工作组成员又称之为“打虎队员”，其成员中的积极分子还被称为“打虎英雄”。我想，当年这种称呼的由来，大概缘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派他的儿子蒋经国来上海惩治那些发国难财的贪污分子，这被当时的老百姓叫作“蒋经国打老虎”。“三反”运动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仅隔三四年时间而已。
   
　　当年的“打虎”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当时紧随新中国诞生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而来的“三反”运动，其气势和威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在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上海市文联，很快就“打”出不少大小“老虎”来。其实，这些大小“老虎”们都是通过日以继夜的小会批、大会斗，被“挤牙膏”挤出来的。有些人为了“过关”，就信口开河地为自己加码，把自己的所谓“贪污”数字“坦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沈同衡先生就是当年在上海市文联被“揪”出来的“大老虎”。他当年是上海市美术工作者协会（即现在的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的秘书长。在那场运动中，沈同衡也可以算是一个“态度最好”的一个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所“坦白交代”的贪污金额，在不到一年的秘书长任内，竟远远超出当时美协年度经费的总数。这就不能不使当时的有关领导和“三反工作组”十分尴尬。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来。当时文联财务科有一位会计，家住松江农村，全家务农，平时生活俭朴。但据了解他家里有大小老婆，于是认定他是资产阶级腐化享乐分子，理所当然地就怀疑他肯定会有贪污行为。工作组就派孙肇基去松江农村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经了解，证实这位会计家里确实有大小老婆，但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社会问题。一般老百姓娶大小老婆的情况，不仅在松江农村，在当时的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当时刚刚解放，新婚姻法还未颁布，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状况还来不及得到解决和干预。然而在运动中，有些事情就被弄得复杂化了。
   
　　已记不清是别人检举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文联“三反工作组”意外地掌握了沈同衡先生抗战时期发表在重庆某报纸上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座七层宝塔，塔中有个人一层层往上爬。标题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人认为这是一张反动漫画，是歌颂国民党的。事实上情况却与此相反。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沈同衡先生当时画这幅画，正是歌颂党的“七大”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挂钩，沈同衡在当年“三反”中的处境就更为严峻、复杂了。他开始是停职反省，继而隔离审查，最后终于受到莫须有的处理。正是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上海已难以立脚，他才到《人民日报》去了。
   
　　沈同衡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北上的。后来的经历，更为艰难曲折。“改正”以后，他已垂垂老矣，再从事漫画创作，已力不从心，生命进入了暮境。
   
　　一位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画坛的文学素养极深的漫画家和社会活动家，就这样被剥夺了绘画的权力。作为当年的“打虎队员”，每想起沈同衡先生，内心常有难言的隐痛。（2007年08月13日《文汇报》）